长期以来，国内学界习惯于将19世纪以来的国际体系理解为民族国家体系，并认为这一体系冲击了以清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最终促使中国走上民族国家建构的道路。
只有将这个过去的未来与未来的过去，与我们正在感知的当下的瞬间同时扣连起来，我们才能够真正地理解与描述这个谜一样的当下。如果说，个人的人生经历，也是一个演化的结果的话，你们都构成了某种智识上的偶然事件，从而在我个人智识系统的演化中，发挥了各种关键作用，从而使得帮助与制约我内部演化的认识论结构在选择过程中不断演变，最终使得我演变成了现在的我。
本书第一版的责任编辑周林刚先生是其中尤其要感谢的一位。而本书的核心工作，就是分析这个哪怕是卢曼也认为是一个迥异于现代法治文明的国度里，法治转型与社会转型的可能性。如今回头重新阅读这本小册子，就发现原作的不少不成熟之处。尽管如此，当我们在过去的未来阅读当下的过去所书写的这些文字与符号， 重新还原当时的思考场景与过程时，发现这些新的视野与判断，虽然是当时难以发现的，却仍然可以与过去的思考与判断相融洽。因为如果说，从西方的历史与传统中演化出来的现代社会与现代法律是如此小概率的，几乎是难以实现的偶然事件，那么在中国演化出现代的法律与现代社会，则是更难以实现，更为困难的事情。
但本书的这些分析，以及提炼出来的问题与一些分析性概念，仍然有可能成为某种新的社会语意形成的资源。但至少当时所做的一些基本的描述、分析与判断，迄今仍然没有随着阅读、观察与思考的深入而发生改变。该条明确规定了辩护律师的两种取证方式：自行取证和申请检察院、法院取证。
这样一来，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引起不必要的困扰。同时，刑诉法第36条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查，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除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而在被问到有没有遇见过律师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的情况时，公安侦查人员回答很少和没有的共占比63.6%（参见表2）。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
一般的看法是，律师在侦查阶段收集犯罪嫌疑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不仅能有效的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还有助于侦查机关正确的认定案件事实，及时、公正的处理案件。就文本而言，该条关于辩护人调查取证权的规定前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在所有公安侦查人员的回答中，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办案机关阻挠、法律的规定缺乏操作性、缺少法律的明确授权、被取证人和单位不配合和职业风险大。公开的统计数字表明，自1997年《刑法》增设律师伪证罪后的八年时间内，已有200多名执业律师因该罪而身陷囹圄。自行取证的过程中，如果辩护律师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可以依据《刑事诉讼法》第47条的规定，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此种境况严重影响了律师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的实现，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收集侦查机关尚未收集的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物证、书证和音像、电子资料。（四）对侦查阶段律师取证的认识存在偏差 调查取证是律师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刑事辩护的基本手段，甚至被很多人认为是刑辩中的奇招，学界也多从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律师辩护权以及诉讼公正的角度呼吁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以调查取证权。这样，既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又解决了刑诉法内部以及刑诉法和律师法之间的立法冲突问题。从表1可以看出，在所有参加调查的律师中当中，有82.6%的律师认为我国侦查阶段律师是没有调查取证权的，作出肯定回答只有17.4%。
第一，侦查阶段是刑事诉讼的起始阶段，也是证据收集的关键阶段，很多证据在侦查阶段不及时收集、提取，过后可能难以收集。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0条的规定，辩护人在收集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后，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从维护律师权益的角度，对于辩护律师涉嫌犯罪的案件，应当由原侦查机关以外的其他省份侦查机关管辖，而不是现有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那样由上一级侦查机关或上一级侦查机关指定其他侦查机关立来管辖。从表2可以看到，对于侦查阶段律师有调查取证要求的，您会不会提供便利这一问题，只有22.7%的侦查人员明确表示会提供，有36.3%的侦查人员明确表示不会，另有40.9%的人表示要看情况。
从表2可以看出，对于侦查阶段律师的调查取证对侦查机关及时、公正的处理案件有没有帮助这一问题，回答有很大帮助的公安侦查人员的人数为零，而回答有一定帮助和没有帮助的共占到了总人数的68.1%。本文为高一飞教授主持的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司法公开实施机制研究》（立项号14AFX013）、2015年中国法学会深入研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重点专项课题《司法公开实施状况评估和建议》（CLS（2015）ZDZX10）的阶段性成果。多数被调查者都熟悉或比较熟悉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由于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的不明确，不同的条文在表述上不一致，而且新出台的法律解释文件对此又加以回避，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更是遭遇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困惑。另外，律师法作为规范律师执业活动的专门性法律，其第35条也要增加有关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调查取证的规定。但现实真的是这样的吗？作为当事者的律师以及相对方的公安侦查人员他们又是如何看待的？ 本文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向浙江、郑州、深圳、重庆等地的律师和公安侦查人员各发放了数十张调查问卷，试图了解他们对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的真实看法。
（二）明确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范围、方式和救济途径 在解决了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立法明晰化的问题后，紧接着我们要回答的就是律师在侦查阶段如何调查取证，这自然会涉及到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范围、方式以及相关权利的保障问题。辩护律师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调查取证，只需征得当事方的同意即可，不需另行征得有权机关的同意。
据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2013年针对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的调研数据显示，受访的律师中，有21.1%的人认为这一阶段就不应该调查取证，另有32.7%的人明确表示自己在这一阶段从不调查取证，也就是说，受访律师中至少有53.8%的律师在侦查阶段是不会去调查取证的。在我国，由于侦查阶段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一种私权利，取证需要征得被取证人或单位的同意，因此，社会公众对于律师调查取证行为的看法也很重要。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2款的规定，辩护人涉嫌犯罪的，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从1996年刑诉法第一次修订，到2012年的第二次修订，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主义被不断的强化，尤其是在庭审程序。
但是律师的调查取证依然是困境重重，自行取证势单力薄，收效甚微。2015年制定颁布的两高三部《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切实保障律师诉讼权利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等文件也没有提及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的问题裁判规则是裁判者对法律进行解释的结果，是成文法规范的具体化。例如，如果责任人的主体身份具有规则价值，则案件中的张三应当被抽象为具有管理公立学校财产身份的临时工作人员或者作其他适当的归纳，但不应当仅归纳为年满 18 岁的公民这种极其笼统的规则，或者不具有公务员身份的年满 18 岁的公民这种次笼统的规则。
二 示范性 对一个案件作出裁判，不论人们主观上是否明确认识到，都有一定的示范性，即使是一个普通的社会事件也有同样的效果。在撰写这部分内容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最好运用主流的、成熟的裁判理论。
法律方法成为法官臆断的借口。而另外那些基本上不产生歧义的解释，则只能作为说明性的阐述甚至只在后台完成而不被提及。
笔者将结合建设案例指导制度的大背景，简要阐述案例的特性、案例的内容以及如何培养案例意识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如果不考虑案例的示范性，每一项司法裁判活动将从零积累重新开始，这将是人类文化中最大的人为浪费。
现在，案例研究越来越发达，先例判决的参考作用在逐步加强，案例指导制度在逐步形成，案例的来源也日益增多。只是因为这些解释结论已为人们普遍接受，从而无需在判决中明确提示而已。二是应当运用在该案特定情形下看来最为合理、最具说服力的解释方法。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和其他案例集的编选者开始使用裁判要旨、案例提要等形式归纳案例所形成的裁判规则，效果良好。
同时，随着法学研究的深入以及法治原则的实施，法律制度的稳定性、连续性、整体性、可预见性等特征日益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法律界的对外交流合作也为我们了解国外的判例制度打开了窗口。如果裁判规则没有法律依据，该案的裁判结果的权威便失去了法律源泉，而且还有侵越立法权之嫌。
但是，证据的采信问题却完全基于规范、完整、实用性极强的证据规则，而证据规则属于法律规则。与普通大众一样，法律职业人士对于某个事件（案件）也会有先入之见。
因此，实践中总结了这样一个判断标准，即：证据规则适用问题是认定事实之前的法律问题，而实体法律适用问题是认定事实之后的法律问题。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3 年公布的鲁瑞庚诉辽宁省东港市公安局悬赏广告纠纷案为例，二审法院认为鲁瑞庚完成了东港市公安局发布的悬赏通告中所指定的行为，应当获得公安局在通告中承诺的奖励。
